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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时评写作应注意的事项
屠少萌

发布时间: 2014-12-11 15:59:00     来源: 抚州日报·通讯

    随着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,近年来,法治时评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热切关注。网络、报刊也纷纷开设法治时评栏目。时评家们密切关注法治议题,纷纷撰稿,见仁见智、各抒己见,这对于普及法律知识、传播法治精神、革除法制弊端,均有助益。然而媒体不当的评论,也会给法治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。

    笔者认为,既然是法治时评,从立论到遣词造句,皆须尊崇法治精神,不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。当下的法治类时评尚有一些问题需引起注意。

未判先评,违背刑法无罪推定原则

    2013年7月25日,薄熙来涉嫌受贿、贪污、滥用职权一案依法提起公诉。次日,某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评论此事,文中有那么一段:“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,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。不管涉及什么人,不论权力大小、职位高低,只要触犯法律,都将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。对薄熙来一案提起公诉再次表明,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制度面前没有例外,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,谁都不能心存‘刑不上大夫’的侥幸。”笔者以为,这样一个评论放在案件生效判决以后合适,放在刚刚提起公诉的时刻,是非常不合适的。

    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二条规定:“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,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。”这一规定体现了刑事法治中的无罪推定原则,也是法律拟制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其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:一是从法律上确认,只有法院经过审判,才能最终确定并宣告被告人有罪,其他机关不享有此项权力;二是在法律上明确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,即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是诉讼一方当事人,在判决生效之前从法律上不能确定为有罪之人。

    在无罪推定原则之下,任何人未经法院判决,都不得确定有罪,薄熙来也是如此。上述评论显然暗含了薄熙来已经触犯法律的判断,将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当成了判断被告人有罪的依据,在控与辩尚未交锋,案件所能认定的法律事实远未呈现的时刻,发出这样的评论,显然违背了无罪推定的刑法原则。

    “坐在被告人席上的不一定全是坏人,他们只是犯罪嫌疑人,你们常常认为的‘坏人’,要等法院判了才能确认是不是罪犯,因此,判之前要保护他们的权利,要请律师帮他们说话。”这是今年两会期间,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在接受一帮“小记者”采访时说的一番话。

    在我国,普通民众的法治观念还不是很强,对无罪推定、罪刑法定这些法律原则也不甚明了,这正是我们国家在法治化进程中,在提高整个社会的法治观念方面需要努力的地方,时评作者更需在此方面起到引领的作用。

    对于涉诉案件,评论写作者必须注意评论的时机。在法院做出生效判决之前,任何对案件判决结果有倾向性影响的评论,或暗含对案件结果判断的评论,都是不合时宜且有悖法治原则的,应当尽量避免。

侵犯未成年人隐私,违背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宗旨

    去年,李双江之子李某某强奸案引发广泛关注。在法院尚未对李某某是否构成犯罪作出裁判的情况下,由于诸多新媒体对李某某个人真实信息的报道,让未成年的李某某的真实姓名、个人照片、未经警方证实的案件信息公之于众,引发了网络上大范围的口诛笔伐。众评论家在表达一腔正义之余,却忘了李某某尚未成年。

    我国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五十八条明文规定:“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,新闻报道、影视节目、公开出版物、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、住所、照片、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。”

    在对李某某案的报道及评论中,一些新媒体公然违反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身份信息的规定,将新闻职业伦理弃之不顾,其所掀起的舆论大浪,不仅可能对法官保持理性与客观造成一定的冲击,也大大侵犯了未成年人的权益,不利于其改造与回归社会。而这样的后果,显然违背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初衷。

误用“刑不上大夫”

    许多报纸常常在某些高官落马被审判之后发表类似这样的评论: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制度面前没有例外,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,谁都不能心存‘刑不上大夫’的侥幸。”殊不知,“刑不上大夫”并非大夫可以免于处罚的意思。

    “刑不上大夫”,语出《礼记·曲礼》:“礼不下庶人,刑不上大夫,刑人不在君侧。”孔颖达疏:“刑不上大夫者,制五刑三千之科条,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。所以然者,大夫必用德,若逆设其刑,则是君不知贤也。”朝廷任用大夫,那是因为大夫具备道德。若在五刑三千之科条的刑书中设大夫之刑,那么等于说明国君用人不知道所用之人是否贤德。所以张逸说:“谓所犯之罪,不在夏三千、周二千五百之科。不使贤者犯法也,非谓都不刑其身也。其有罪则以八议议其轻重耳。”

    其实,庶人与大夫犯法,都会受惩处,只是方式不同:对庶人用墨、劓、刖、宫、大辟五刑,对大夫则按礼制,即使处死刑也是“于朝”不“于市”。这样既维护了士大夫的尊严,也照顾了君王的情面。历史学家钱穆在《现代中国学术论衡》中的看法是,“刑不上大夫,礼不下庶人”,其实是说古代君主尊礼士人,对有罪者不施肉刑而往往赐其自尽。

    学者资中筠的看法与之类似,她认为“刑”是指侮辱人格的肉刑,她以《资治通鉴》为本,回顾了贾谊对“礼不及庶人,刑不至大夫”的阐释:贾谊认为公卿大夫既然被任命管理百姓,就应该有尊严,即便获罪,也要待之以礼,可以罢官、赐死、甚至灭族,但要存体面,不能动不动就割鼻子、砍脚,一个小吏也能对他进行人身侮辱,或“弃市”(在闹市当众砍头)。否则,上下都不知廉耻,也不利于获罪者以后改过。

    在事实层面,将“刑不上大夫”理解为高官不受刑罚也缺乏基础。根据学者倪方六的研究,据北宋真宗时编修的《册府元龟》上的记载,从秦朝算起,到唐末五代时止,被查处和揭发的贪官是460名,其中仅五代之前被查处和揭发的丞相(宰相)级贪官就达29名。

    由此观之,“刑不上大夫”指的不是“大夫”享有不受刑罚处罚的特权,尤其是在我国刑罚废除了残酷而侮辱人格的肉刑之后,现代的刑与“刑不上大夫”所谓的刑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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